对药王中国人并不陌生，专祀药王的药王庙在各地不难见到，堪当药王者随口可举出扁鹊、孙思邈等等。今天保存下来的著名的安国药王庙，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纪念医圣的祠庙建筑群”，亦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中供奉的药王却与众不同。药王叫邳彤，两厢陪祀者中有华佗、张仲景、刘完素等名医。邳彤是信都即今冀州人，东汉开国功臣之一，他是如何成为药王，走上神坛的？个中情由，值得一记。
一
安国又称祁州。
明成化丙午年即公元1486年春天，进士出身的“知隶祁州事”童潮写下一篇“重修皮场祠记”，这是我们能够找见的最早的透露药王信息的材料。
童潮还留下了一首咏药王的诗，诗中云：“古今医国手，生死活人心。礼祷纷如蚁，常闻萧鼓音”。
“皮场为州之灵神，祀典虽不列，而前朝封制具存，其恤民隐，药民灾，寿民命”，据童潮的说法，药王皮场是当地土神，灵验显应。与之相关的一个活生生的事例可追溯到宋朝，当时秦王病了，医巫皆不能治，一天，秦王在梦中感到有人从青囊中拿出刀圭为他治病，梦醒后他真就神奇地痊愈了。之后皮场开始以药王扬名，专门祭祀他的庙祠跟着出现。
药王皮场其后演变成“明灵昭惠显祐王”。这一演变是怎样发生的？通过了怎样的途径？而今很难说得清楚，总之到了明万历年间，这种演变已经完成。祭祀皮场的庙祠随之变换，专祀明灵昭惠显祐王。
这一时期，同样是进士出身的刘为楫撰写了“敕封重修明灵昭惠显祐王新碑记”，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敕封”两字先声夺人，刘为楫又举了一个特别的事例，这是一个跟至高无上的皇帝有关的事例。
明宪宗朱见深有一次在病中，亦梦见了神给他治疗，“梦神手治，觉即痊愈”，刘为楫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保和圣躬，功参造化”，皇帝加入进来，从此明灵昭惠显祐王的名望愈发大了，皮场与明灵昭惠显祐王在当地民间的威望大抵因此又开创一个新阶段，“庙而祀之，凡有疾者，则祷之，此民之心也”。
中国的神灵往往大多脱胎于真实的历史人物，皮场与明灵昭惠显祐王之前，以药王而名者已有扁鹊和孙思邈等人。但跟祁州药王对应的显然不是这些人，应该另有其人。此人亦是名副其实的药王，是以前不见于文字记录的一位新药王。
这位新药王是谁呢？
二
“医之所难疗者，神能疗之，显济一方”，万历二十六年即公元1598年，在祁州儒学学正李守佶所撰的“重修明灵昭惠显祐王祠记”中，对这位当地人信奉有加的药王是谁，给出的仍是暗示，“肇迹东京，显灵河北”，这样充满诱惑与煽动性的话显然不能满足正本清源者的探询欲望，传言不足为凭，根子上亦难站住脚和让人信服。
但李守佶从“父老传言”中，还是把吸引我们的问题向前推进了一步，道出患病的的秦王是在“诸医莫疗”的情况下，是在那位神医“供药数丸”后而愈的，这无疑较以前的说法更多了些可以丰富故事的细节，亦更可信了；“梦寐疗民，间有疾者，莫不辄应。时清明寒食，四方瞻仰进香”，并且道出神医是“祁州南关人”，派人去访，不曾访到，“始知为神”，为接下来药王不断在民间确立丰满的形象，埋下伏笔，亦提供了明晰的线索。
天启二年即公元1622年姜熊兆撰写的“新建皮王神阁碑记”对这个故事有了更生动和现实的推动。那年春天，一个和尚找到他，对他讲，四年前，有个叫马自贵的人，见母亲病得起不来，便“诣神祈安”，结果奇迹发生了，当天晚上他母亲恍惚梦见神仙送药，醒后“沉疴损减”，天明病就好了。马自贵感念此事，捐出600两黄金铸造神像，并捐地以供香火和建造皮王阁。
“思神挟岐黄之术，疗人于幽寝中，其事甚奇而不经见”，姜熊兆对皮王亦表示怀疑，问其出处与名号，问其显灵于何时，和尚均不知，从以前的州志中他才得到些许蛛丝马迹。他发现发生在先朝秦王和本朝马自贵身上的事情如出一辙，“神之以医显”的事情便由不得人不信了，从宋至明，“非有所感召”，人们何以如此虔诚地信仰皮王？
在姜熊兆笔下，皮场和明灵昭惠显祐王业已合二为一，成为“皮王”。但皮王是谁？叫什么名字？仍是个不得而知的谜。
三
进入清朝，人们对多传说色彩的皮王故事有了传承有序的梳理。
乾隆年间修撰的《祁州志》记载：
王系本州土神，自宋迄今，以医显灵，有医者祷之即愈。相传，先朝有宋秦王得疾，诸臣莫疗。一医后至，进药数丸立愈，问其姓名，对曰：祁州南关人也。遣使即其地，始知为神，诏立庙祀之。宋建中元年封“灵贶侯”，后改封公，咸淳六年加封“明灵昭惠显祐王”。
“建中元年”应为宋徽宗赵佶所用年号“建中靖国元年”的缩写，指公元1101年。咸淳六年是宋度宗赵禥所用年号，即公元1270年。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如此脉络清楚的记述见于志书，却无法在我们所谓的正史上得到印证。
故事中的秦王，我们推测当指秦康惠王赵德芳。
在河北民间，尤其冀中一带百姓中间，赵德芳有着很高的知名度，他以戏曲人物的形象，仍活跃于今天的舞台，出现在讲述杨家将故事的剧目中，如《状元媒》、《辕门斩子》、《潘杨讼》等等。舞台上演绎的赵德芳是个潇洒英俊的王爷，且能仗义执言，公道正派。
京剧有一出《贺后骂殿》，专讲宋太祖赵匡胤死后，皇位本该属于赵德芳兄弟，却被宋太宗赵光义抢了去。贺后不干，带着年幼的儿子赵德芳上殿，痛骂赵光义，赵光义理亏，不得已，通过对母子进行加封，才将此事平息；赵德芳受封八贤王，所佩王命金锏，上可打昏君，下可管群臣。
历史上的赵德芳却非如此。
宋太祖赵匡胤的四个儿子中，长子赵德秀和三子赵德林早亡，次子赵德昭于太平兴国四年即公元979年，被赵光义怀疑“谋立”，亦自刎而死。秦康惠王赵德芳最小，亦于公元981年3月，“寝疾薨”，年仅23岁。宋太宗赵光义对侄子赵德芳不幸早逝表示了深切的哀悼悲伤之情，“车驾临哭，废朝五日”。
我们从史书中或许可以过滤和得出结论，赵德芳打小身子骨就不大结实，就是个病秧子。为看病肯定短不了四方求医问药，闹得各处都知道了他是怎么个情况。药王在他身上曾施以妙手，便顺理成章了。
四
“祁州南关药会，天下驰名久矣”，“其所由来，厥惟皮王明灵昭惠显祐感于四方”，“所谓神之为德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承祭祀，置其然也”。
皮王明灵昭惠显祐到清朝终于有了一个明确指向，光绪六年即公元1880年夏天，进士出身的沈鸣珂撰写“增修明灵昭惠显祐王庙碑记”，对我们一直追问的问题不再躲闪，有这样的交代和说明：“考之邑乘，王为光武时二十八将之一，邳姓彤名，邑之南关有王之故墓在，遂祀焉”。
并有进一步的论证：“夫王佐世祖成帝业，功盖天下，声施灿然，生而英，死而灵，其昭兹来许者亦固其所，况吾祁为桑梓之乡、发祥之地哉”。
“考之邑乘”基础上的说法，尽管仍显宽泛和将就，却终于道破和满足了一种早就对药王产生的期待。
“邳”与“皮”同音，由“皮场”，到“皮王”，再到邳彤……至此，光武帝刘秀麾下大将，东汉开国功臣邳彤终于以药王的身份，走上人们顶礼膜拜的神坛。
五
谁自一开始就会想到，“皮场”与“皮王”最终竟会跟邳彤走到了一起呢？
历史上，确有邳彤其人。“邳彤字伟君，信都人也”，他早先在王莽手下服务，后来投奔了刘秀。“吏民歌吟思汉久矣”，他告诉刘秀，“一夫荷戟大呼，则千里之将无不捐城遁逃，虏伏请降。自上古以来，亦未有感物动民其如此者”……投奔刘秀时，刘秀正处艰危，事业刚刚起步。邳彤此时跟定刘秀，义无返顾，辅佐刘秀在河北打下一片奠定帝业的根据地。
史书记载了这期间邳彤做的一件事。邯郸的王郎被消灭前，逮捕了邳彤的父亲、弟弟和妻子，并迫其招降邳彤。“降者封爵，不降族灭”，面对人生的考验，邳彤的回答是“事君者不得顾家”，“方争国事，彤不得复念私也”，忠诚刘秀始终不渝。刘秀称帝前，封邳彤武义侯；建国当年，即封其灵寿侯。
“按汉书，王信都人，则我祁之祀之也，说当不谬”，祁州距邳彤的故乡区区之遥，亦难怪他在这里被供奉了。然而不可逾越的疑问在于，我们在史书上不能找到他行医济世的记载，为什么会被奉为药王呢？被人祭祀，为什么不是因为医名，而是因为被奉为药王呢？难道是因为他精于医而史乘未记、史乘所记的仅仅是他在“修齐治平”标准下的主要事迹，比如助刘秀“戡河北之乱”成就帝业，而非他人生更加细微的能够让百姓感到温暖的生活吗？
而偏偏是那些为史家忽略或遗漏掉的让百姓感到温暖的人生细节，比如为史乘埋没的“以医术行于世”，这样的事迹才是邳彤能够穿透“数千百年之俎豆馨香”啊。
可是，邳彤墓就在祁州南关，关于它明朝人为什么没有记载？难道明朝人不知道？如果知道，他们还会将“皮场”写成“皮场”吗？“皮王”会不会早就名正言顺为“邳王”？
不管怎样，我们看到药王邳彤说终于在清朝末年流传，并渐渐成为“定说”。
邳彤生前是做了好事的。在中国，做了好事走上神坛的人，走上神坛其实非其所愿，常常是被送上神坛的。
邳彤亦该如此?
